主办：普洱绿色经济发展研究院顾问：毛保祥成文章代红兵白应华编辑：李冰燕

 

2018年6月21日19:30，普洱绿色经济发展研究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普洱东南亚研究院、教师教育学院、政法学院、科技处在普洱学院法律咨询中心联合举办了主题为“边疆治理”的绿色发展研究沙龙。此次沙龙由罗承松教授主持，地方民族文化研究中心薛敬梅、教师教育学院张丽辉、政法学院沈朝立老师做了主题交流。

背景概括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而边疆地区则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往今来，历朝历代莫不重视边疆问题的研究与边疆治理。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凸显，边疆问题的研究更加受到重视，并形成了几次大的研究热潮。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提出了“边政学”、“边疆学”等概念，极大地推动了边疆问题研究的开展。目前，尽管人们对“边疆学”、“边政学”等概念还持有不同的看法，但边疆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已没有人怀疑。

我校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新时代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云南辐射中心建设的过程中，边疆治理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问题，过去采取隔离手段最大限度地规避外来风险，现在是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从原来的边疆、后方，一跃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前沿，加强对边疆治理问题的研究，深入系统地分析边疆治理存在的问题，发掘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基层治理结构中的积极因素，整合各种有利资源，其重要性不言而誉。学校在第一批创新团队建设中，就成立了一个“云南边疆治理创新团队”，在这个团队建立之前，就有很多老师关注、研究边疆治理问题或相关的课题。今天的发言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的边疆治理研究成果或研究体验。

盟誓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团结与边疆治理

薛敬梅老师做了名为《盟誓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团结与边疆治理》的第一个主题交流，发言者认为：盟誓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突出表现在民族和谐关系建构和诚信品质塑造中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文化重塑和价值秩序建构的功能。盟誓是共同纽带的连接和延续，指向共同的利益、目标和关系的构建，作用于盟誓主体间的团结和谐，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涉黄、暴、恐、赌、毒互的特点。

文化是需要培育和传承的，没有信仰和文化作为底蕴，信念难以深沉而执着，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人们加入一个政党和组织，或者成为某种特殊职业中的一员时，“誓言”和“宣誓”仍是必须的仪式环节。但由于缺乏对誓言内涵的深度理解，很难从内心感受盟誓仪式的庄严神圣，在世事的流逝变迁中忘记誓言初心也就不足为奇。因此，我们更需要倡导和追求的是让诚信文化成为一种社会场域和惯习，让人们的内心所秉持的道德法则可以超越仪式如影随形，成为根植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基本遵循。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盟誓事件。如唐朝时期，中央政府为了促进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与吐蕃、南诏、突厥等周边少数民族举行了多次盟誓，其中与南诏的苍山盟誓和与吐蕃的甥舅盟誓（长庆会盟）最具代表性。客观上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发展及建构和谐民族关系，解决区域冲突打下了基础，盟誓的功能价值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此外，大理国与三十七部的石城盟誓，傣族和佤族的大马散盟誓及拉祜族与佤族的佛房盟誓等等，都对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新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路线，"平等”“团结”是新中国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天安门城楼上“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就是鲜明昭告，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亲笔题词号召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普洱民族团结盟誓是西南地区参与族群最多，影响最大，现存资料最多的一次集体盟誓，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民族团结盟誓作为一个官方和民间互动的文本，营造出巨大精神张力和文化感召力的精神空间，它通过共结誓言的方式，以情感为纽带，表达了新的国家认同及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这无疑为当时尚处于探索中的边疆工作尤其是少数民族工作提供了一个和突破，为精神秩序和情感的内在统一指明了方向。从文化边疆的角度，处于华夏边缘地带的云南边疆各族在实现国家和国民的认同过程中，强化了新中国和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突破了过去长期形成的边缘意识和族群封闭，并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新的社会记忆。践誓守约，信义为先依然是各族民众共同的价值理想和行为准则，盟誓文化在促进民族团结，在和谐人际关系及诚实守信的道德建构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边疆治理研究随想

张丽辉老师带来的第二个主题交流《边疆治理研究随想》，发言者分享了她以村庄治理为核心的研究轨迹、研究的瓶颈、发现的问题等。发言者最初是集中于村民自治的研究，我国的村民自治可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普洱地区主要从2000年开始，可归纳为“四个民主，三个自我”，即：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与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但随着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入，研究进入了瓶颈期，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村民自治的民主，主要集中在村、乡、镇这些基层，难以向上推进，用美国学者的话来说是“民主的草原，没有成长为民主的大树”，研究空间比较有限。二是四个民主发展不平衡，民主选举在单边推进，其余三项民主更进不够。面对这一困境，发言者结合之前的研究基础与地方实际，将研究点转向了村庄的内生秩序。研究的预设目标为：致力于研究一个地方、进行相对完整地描述、寻找合理的解释框架、聚焦提炼关键词。关于村庄治理的推进，发言者选定了边境民族地区——普洱作为观察点。有许多学者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口流动的加剧，原有的村庄内生秩序趋于解体。但就普洱而言，目前观察到的结论是村民行为的自觉自律、村庄的内生秩序仍旧比较有序。发言者用马翀炜学者的村寨主义来解释这一结论。一般认为，维系南方村庄秩序的血缘共同体，北方村庄的是关系共同体。但在西南民族地区，村庄秩序的维序不可以单纯地用前两种共同体来解释，应该更多的偏向于村寨主义。村寨主义是指以村寨利益为最高原则来组成和维系村寨社会文化关系并运行村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制度。而对边疆村庄治理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发言者认为是内生秩序走向衰退和变异不可避免。在这一背景下，必须构建秩序调适的新机制，为了构建这种新机制，需要吐纳、蜕变、适应新时代新背景，也需要走出村庄社会与乡村大社会，与社会普遍资源对话。

从宗教的角度分析国家治理的应——以西双版纳三地少数民族基督教发展为例

第三个主题交流是由沈朝立老师带来的《从宗教的角度分析国家治理的应用——以西双版纳三地少数民族基督教发展为例》。发言者首先概述了国家治理的定义和理念：治理（governance）,最早起源于拉丁文和古希腊语的“掌舵”一词，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早在1989年世界银行出版的《变革世界中的政府（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就开始聚焦“治理”问题，世界银行认为，“善治（good governance）”或“有效治理”是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关键（包刚升，“国家治理”新思路，南风窗，2013，24）。此后，治理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政治、行政和社会管理领域，不仅拥有扎实的研究基础和理论框架，而且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估系统和标准（白彬，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8.12（06）），成为相关领域的热点。“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包括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治理理念强调的是权威主体的多元化、合作的平等化以及公民和社会机构参与的扩大化（白彬，2008）。治理的内涵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范铁中，2007）。治理理论最早应源于对阶层化与分离化官僚组织以及对“国家职能”的失望转而期望由市民社会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基于共同价值与信念，透过信任、互赖、互惠的精神“把社会带回来”，合力建构多层次与多元中心的政策网络与治理网络来补充政府职能的失灵。然而治理理论对“国家”权力的分离化必定导致“国家空洞化”（张崇富，2015）。而西方这种“社会中心主义”的范式的治理理念，也即过度强调通过强化市场与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的作用，来限制国家公权的发挥，难免导致社会治理活动的碎片化（丁远朋，《法治与国家治理机制改革探析》，曙光论坛，2015.8）。由此，强调“国家”主导治理体系的治理理论突显和强调。“国家治理”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徐湘林，“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人民论坛》，2014.4）。关于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探讨，国内外都有诸多成果。美国学者奥尔森（1995）在“集体行动”理论中提出，将原子化的个人有序组织，从而形成共有规范和价值，建立社会秩序，实现国家治理。马克斯·韦伯（1995年）运用“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分析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控制。杜赞奇（1995年）则指出在传统社会中国家权力是借助乡村权威资源进入到乡村社会的。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孙倩，2003年）。新加坡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政府引导下的规范和公民参与下的共治（王世均等，2007年）。而在国内，则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探讨国家治理问题，有着眼于社会转型等新时代特征下的国家治理议题，还有从法律、政治、民族、社会、文化、地方等视角出发来思考国家治理议题的一系列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中。“治理”尽管作为学术概念早已出现，但还是首次进入中共中央文件（包刚升，2013），由此而将“国家治理”议题推向新的高点，并成为学界的探讨热点。从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理解和处境出发，提出重视宗教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积极作用。提出要重新审视中华文化及其宗教，以弘扬宗教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宗教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更强调在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对话：社会的宽容、包容到共融，宗教的适应、服务到投入，强调宗教的参与、担当与贡献以促成宗教在社会和谐中的重大作用。以西双版纳三地基督教状况调查为例，有利佐证了“学术界深受现代化和世俗化理论的侵润，倾向于视宗教为私人的领地，不加批判的应用“政教分离”的理论，事实上，面对当今宗教信仰勃兴以及宗教多元并存的社会现实，宗教确实是国家治理领域需要关注的重要部分”这一观点。

讨论阶段，大家对宗教、治理、边疆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充分的讨论。此次沙龙是学术研究与实际运用的一次探讨与结合，充分体现了文科类科研绝不是仅仅停留在文献资料上，更多的是通过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找寻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法，通过研究促进现实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