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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沙龙简报 边疆民族地方社会治理
2018-10-30 14:30     (点击: )

 


      主办:普洱绿色经济发展研究院 顾问:毛保祥 成文章 于干千 白应华 编辑:李冰燕

 

 


 

 

2018年10月25日19:30,普洱绿色经济发展研究院、教务处、政法学院、地方民族文化研究中心、普洱东南亚研究院、科技处在普洱学院法律咨询中心联合举办了主题为边疆民族地方社会治理”的绿色发展研究沙龙。此次沙龙由赵泽洪教授主持,教务处的文婷、政法学院杨璐与图书馆的杨洪老师做了相关主题交流。参加此次沙龙的除不同学科院系的老师外,还有二十余名民族学的学生。

 

 

 

首先由教务处文婷老师带来题为《全局眼光与视角转换——从一次学术研讨会文章谈谈如何建立研究联结点》的第一个主题交流。发言人以自己的一篇题为《马、马市、马帮与制度文化的联结》的学术论文为切入点,主要论述、分享了自己对学术问题的探索展开过程与一些反思。发言人从自身的专业基础出发,结合地域因素与工作方面的需要,构建了移民史切入、本土历史(地方历史研究)与老挝研究三块基础研究。这其中既有宏观的理念方面的研究,又有很具体很细节的研究。《马、马市、马帮与制度文化的联结》这篇论文最初是为参加主题为“商路商帮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研讨会而构建提出的。此篇论文涉及的时间跨度较大,把马、马市、马帮的发展从古至今做了一次梳理。把地方史、马帮经济与研讨会主题做了一个很好的契合。在经过大量文献梳理后,在原本设想的马帮经济的基础上,还拓展到生物物种、制度文化等比较宏大的叙事结构上。此处,发言人通过分享曾经在选题上遇到的困惑,从自身经历讲述了如何在宏观背景下在大量的先行研究中找到研究较为薄弱稀缺的环节构建一个具体明晰的切入口。文章的三个论题一为纵向梳理了马及人类社会与马相关的组织(如马市、马帮),这些组织怎样在近代以前去突破地域空间的限制成为制度文化的载体;二是以云南为中心,结合发言者个人地方史研究背景,深入研究了在云南与马相关的组织与区域经济相关的问题;三为结合学术研讨会“商路商帮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以马帮为切入口,来看商帮与现代经济的发展联系。随后发言人简略的介绍了文章结构为:1、马。此部分主要论述了马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在交通运输方面的作用 、西南地区的用马、训马的特殊之处。马在文明产生的早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合区域地理、经济形态讲述了为何在不同地域对马的运用有如此大的区别。2、马市与马帮。由于马的流动性的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成为不同的制度文化的载体。如云南的山地经济,造成云南亦农亦牧亦商的状况,亦使云南的文化多元,发言人把它总结为“候鸟式经济”。马帮与马市成为了文化沟通与联结的重要途径,通过马作为交通载体进行交易,对区域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文化关系产生了冲突和互补。3、商帮与驿道。驿站交通的建立,使得马突破空间限制这一特性得到更好的发挥,使得后期马的交通功能可连接至南亚、东南亚。而随着交通的发达,也带来了外邦的文化,甚至是移民。可以说,商帮和驿道的作用绝不仅仅是经济冲击,还是不同制度的链接纽带。由于时间的限制,发言人没有详细介绍论文内容,而是着重分享了学术研究思路:找寻切入点、资料梳理、展开思路、建立研究联结点。发言者还对参加沙龙的民族学班的学生提出了研究建议。人文社科类的研究,需从历史、全局的角度入手,了解发展历史才能做好研究。同时,从很小的切入点进入研究,可以与宏大的论题相贯通。研究也不能仅仅限于地域特色,要能从地域拓展到全局,充分发挥人文社科研究的重大作用。

 

 

 

政法学院杨璐老师带来的第二个主题交流为《跨国主义视角下老挝丰沙里贺人的日常生活》。发言人首先详细的论述了什么是跨国主义:美国人类学学者琳达· 贝丝(Linda Basch)、尼娜·戈里坷·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和克里斯蒂娜·桑东·布兰克(Cristina Szanton Blanc)将跨国概念引入移民学领域,以拉丁裔移民的经验研究为基础,先后发表《跨国主义:理解移民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没有边界的国家:跨国事业、后殖民困境与非领土化民族国家》、《从移民到跨国移民:建立跨界移民的理论》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 Schiller等人类学家提出:现代跨国移民行为并非像以前那样是“连根拔起”或者“一去不返”的,而是和母国维持着各种各样的密切联系,进而提出移民研究要抛弃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心范式,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来研究族群和文化的跨国流动现象。他们使用了“跨国主义”一词来描述“由移民打造并维护的用于联结他们的母国和移居国社会的共时的多股绞合的社会关系的过程……并因此而建立一种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社会场阈”。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维托维克(Steven Vertovec)认为,跨国主义泛指“将人们或者机构跨越国界地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和互动关系”。波特斯则将跨国主义特指为一种有规律的、持续性的跨国社会联系,如高密度的信息交换、新的跨国交易模式或者频繁的跨国旅行和联络等等。随后发言人从跨国实践、跨国社会空间、跨国认同的角度切入,讲述了跨国主义的三个核心概念。跨国实践泛指各种跨国主义的行为和活动。通常,我们可以根据行为发生的领域的不同而划分出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文化的跨国主义。同时,还可以根据行为主体的制度层级分为个体的、社区的、地方和国家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的跨国主义。跨国行为衍生出了跨国社会空间。费斯特提出移民通过跨国行为和网络构建出了一个“共融”的社会空间。社会活动的空间维度既受到“在场”的支配,也会受到“不在场”的支配,进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策略以及对事物的态度。费斯特将这一空间阐述为“延跨多国边界的各种纽带、网络和组织中的位置以及组织的网络等三者的综合体”。由跨国社会空间必然引出的另一个主题是跨国主义对认同的影响。认同是一个混杂的、充满着内部张力的概念,,已由各种各样的归属碎片所构成,可以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之后发言人结合实地调查,解释了“谁是老挝丰沙里贺人”这一概念。对他们的迁移,迁移经历、原因进行了说明。迁移地丰沙里,与中国、越南比邻,曾是军事要地,是中国古代丝路通道之一,是金三角的边缘地带。

 

 

 随后发言人配合大量图片,展示了丰沙里贺人新年聚会、祭祀、舞蹈、聚餐、供奉祖先等日常生活情形。发言人认为,丰沙里贺人的生活空间是一个跨国场域,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出现跨国活动。他们传承着汉族文化,同时构建着自己的文化。丰沙里贺人作为一个跨国的离散群体,其亲缘网络、朋友网络、祭祀网络等撑起的是一个跨国的社会场域。最后发言人表示如何对这一社会场域进行探讨,与跨国理论进行对话,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第三个主题交流是图书馆的杨洪老师带来的普洱地方民族文化数据库介绍。发言者认为人文社科研究的支撑基础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把这些社会现象集中起来,以便高效便捷地运用起来,这是图书馆建立地方民族文化数据库的原因。发言者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在与外地、外国来的专家学者接触中,发现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普洱进行学术收集,而我们在本地的人应该充分发挥地域优势,进行归纳整理。同时,从图书馆的工作出发,数据化网络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从2008年开始,图书馆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就开始着手搭建数据库模板。现在普洱地方民族文化数据库有八个板块,每个板块都有文字、图片、视听资料三种形式的信息。接下来发言者结合图片展示,介绍了普洱地方民族文化数据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板块。如普洱的少数民族板块,内容含括五个主体民族与其它非主体民族与世居名族的详细介绍。另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板块是把普洱现在最突出的资源,“普洱三宝”——茶叶石斛与咖啡也做了专业的分类模板。对每一板块的文字介绍兼顾了常识性、资料性与学术性。图片介绍如田野调查的照片可较为真实全面的呈现资料搜寻者想探求的状况。视听资料能更生动全面地传达展现一些民间智慧文化(如歌谣)。普洱地方民族文化数据库的建设,可以大大节约研究者在资料的收集上花费的时间,更好的归纳整理研究思路,为研究提供突破口。随后发言者为大家播放了普洱地方民族文化数据库中的一首优美的拉祜族歌曲,大家在歌曲欣赏中结束了对第三个主题交流的倾听。

 

 

 

此次沙龙涵盖了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内容。在继承了以往沙龙的学术性的同时,更多的着眼于研究的思路方法与实用工具的介绍。参加沙龙的学生表示,通过沙龙让他们初次有了学术研究的概念,对研究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接下来的论文与以后可能从事的研究有非常实用的帮助。绿色发展研究沙龙不仅仅为从事学术研究的老师搭建相互交流的平台,也为我们的学生——未来潜在的研究者们开启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与方法初探,这也是此次沙龙的一个新突破。

 

     拓展阅读推荐                

民族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类型:硕博论文 作者:岳怡静  学校:云南财经大学

摘要: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社会治理潜能,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综合治理要坚持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调节社会关系”,其中,更着重强调“调节社会关系要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地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社会治理不是为了治理而治理,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本文着眼的正是在当代多元治理背景下,如何恰当运用创新的治理手段——民族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达到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目的,本研究试图从广义的社会治理系统视角下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和田野调查法来考察民族文化具有的社会治理功能。自文化诞生以来,人类无时不刻深受文化的影响,民族文化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生态方面具有社会治理功能。将民族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从横向上按治理方式划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及行为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他们分别是社会治理的有形载体、驱动根源、实施媒介和刚性框架,在其中,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形成由表及里的社会治理动力机制,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形成由外力规范到自觉行动的社会治理合力。从纵向上按治理层次划分为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及个人层面的社会治理功能进行全面的阐述。民族文化在国家层面有利于树立国家认同、促进边境外宣工作以及提升文化软实力,在社会层面具有社会稳定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在个体层面具有心理制衡功能、教育功能和动员功能。云南民族文化五个方面的社会治理功能表现在四种文化类型治理方式和三个治理层次上,共同作用形成一种社会治理合力。目前,云南民族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并未完全得到施展,阻碍其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影响因素不容忽视,主要有以下五点:行为文化滞后及流失严重,制度文化滞后,宗教文化遭外部势力渗透,公共文化服务缺失,文化产业发展不良,在此基础上,导致上述影响因素的原因主要有:传统民族文化的“文化滞后”,主流文化冲击,地方化与全球化的冲突,地方政府公共责任缺失,“负文化”和“反文化”存在。治理能力就是效果,为了使民族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得到良好发挥,必然寻求以上影响因素治理效果的最大化,因此,应重点从以下六方面进行优化:一是重构民族文化,提升文化自觉意识,二是引导行为文化、制度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三是创新乡村治理模式,四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五是坚守公共文化服务,促进社会治理功能发挥,六是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助力社会治理功能发挥。

 

《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类型:硕博论文 作者:李昶  学校:华中师范大学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当今世界不仅是科技腾飞,资讯爆炸的信息化时代,也是资源需求膨胀的能源时代。中菲黄岩岛对峙、涉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分子破坏公共资源……这些觊觎我国领土资源、破坏民族安定团结的行径,归根结底绕不开边疆治理问题。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着社会管理观念落后、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公共服务信息化落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重点扶持发展等各种发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的指导,结合相关概念理论,本文从我国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探寻创新其社会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模式,希望能对加强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些帮助。本文由绪论、相关概念理论、现状分析和对策路径探析等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探讨了与本研究相关的背景及意义,对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回顾,指出了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以及本文的特色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介绍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理论,重点介绍了协同式和开放式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同时对少数民族地区相关概念及范围、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念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以云南省为例,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发展概况进行了描述,包括其基本情况、特点以及取得的成效。接着探讨了制约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因素以及公共服务中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改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相关对策,具体包括六点:以执政为民为理念,融洽党群关系;以制度建设为基础,构建制度体系;以手段创新为重点,突显民族特色;以基层工作为载体,夯实管理根基;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促进公共服务;以加强党建为抓手,增进民族团结。本论文创新的聚焦点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支持下,云南省的经济发展向前跨出一大步,但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和战略的影响,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公共服务发展之间仍然存在一些不协调因素,急需寻找更加切合云南省实际情况的战略和政策,来促进云南的统筹协调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进行研究,对于促进云南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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